2014年10月20日下午接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电话，说是准备转载我的文章《平凡的极致：浪尖上的衡水中学》（原载《华夏教师》2014年第9期），并同时刊登另一篇观点相左的文章，旨在引起争鸣。对此，我欣然同意，殷切期望见识到一篇逻辑严密的分析文章，能入情入理地评析衡水中学及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所谓“超级中学”现象。
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节选了我的文章，同期刊出李斌同志《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一文。拜读之后，颇为感慨。中国古人说“论如析薪，贵在破理”，然李斌同志这篇文章多了点儿情绪激烈的贬斥和污名化的攻击，少了点儿清晰的分析与冷静的说理。
“变态”“一所不正常的学校”。但“到底哪里不正常呢”？答曰“洗脑”。何谓“洗脑”呢？李斌同志认为学生“跑操”时喊励志口号便是洗脑，并举例说小酒店员工在领班带领下喊口号自我激励也是“洗脑”。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盖儒者之争皆在名实”，循名责实是论辩的基本要求，明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论辩展开的基础。既然给衡水中学和酒店领班以“洗脑”的恶名，那么，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洗脑”，“洗脑”意味什么。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爱德华•亨特1950年公开提出洗脑的概念，并著《洗脑》一书。根据亨特的解释，洗脑是指施害人实施于受害人的行为，它意在打破受害人对于先前信仰的忠诚，以便接受新的信仰。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反共热潮中，“洗脑”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概念，它意在妖魔化共产主义理论，以激起大众的不安和愤怒。原教旨的“洗脑”一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以“洗脑”作为醒目的标题词反复使用，是否恰当，值得商榷。
当然，媒体在某些情境下，比如报道邪教，或指某些邪恶、神秘而又令人极度兴奋的活动时，也会诉诸“洗脑”一词。但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洗脑”一词并不能作为一种事件的解释。当没有更好的解释，或是懒得去寻找其它解释时，人们才会使用它。随着社会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进展，“洗脑”这一概念已显得多余。
如果将“洗脑”视为邪恶，那么，它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动机的不良或罪恶，2.真相的掩盖或歪曲，3.价值的混乱和颠倒，4.手段的强暴或欺骗，5.后果的危害，危及受施者的身心、生活乃至生命。“洗脑”的施行者天花乱坠的许诺完全是欺骗，受洗者接受洗脑后所得到的是更为糟糕的人生。洗脑的特征是思想控制，洗脑的本质是欺骗性和危害性。衡水中学的校长和教师按党的教育方针办学，使用国家审定的教材和课程从事各种教学活动，他们在哪些方面雷同于邪教、传销、恐怖组织呢？
李斌同志将学校的思想教育、自我期许的精神激励一概认作为是“思想控制”，这似乎很不恰当。“教育”和“教化”，它们的词源意义都带有思想改造、认知改善的积极意味。教育是每个孩子按照一定的标准塑造自身的过程。柏拉图说：“教育实际上就是将儿童引导到由法律宣布为正确的规定上来。”黑格尔认为教育就是使一个质朴的人成为雅致的人，使个体上升到类的水平。如果说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社会的合格公民，那么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学习事实和掌握规则。这些事实构建起一个人生活所需的知识库，但真正给予教育以力量的是规则，因为与事实不同，规则是可以被推广的，青少年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便是接受和熟悉这些规则的过程。
毫无疑问，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没有共识与规则，而社会意识的原则借助教育而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这就凝结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它约束并提升人的本能。教育有两个基本原则，这就是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文化。将教育喻为“洗脑”，这种过激的言论显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它是西方后现代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呈现。
广大校长和教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们的工作过程中或有一些差错与失误，但决不能诬为“洗脑”。“洗脑”是对含莘茹苦、以心血和汗水教书育人的千千万万中小学教师的嘲弄。当前正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期形成民族共识，有人却以批判者的姿态，将精神激励与思想教育诬为“洗脑”，这种政治上的糊涂和理论上的混乱实在让人感到惊讶！
李斌同志或许会辩解说：这是针对“激情教育”而言的批判。然而，“激情”只是内在的动力，“励志口号”才是事物的实质。衡水中学跑操时的口号无非是“追求卓越”“实现梦想”“建设祖国”“报答父母”“考进清华北大,与总书记为校友”等，它们所传递的是社会正能量和积极的心理暗示。既无恐怖，也无黄色，更无欺骗，何“洗脑”之有？倘若一所学校的学生喊着各种励志口号都被视作“洗脑”，在批判禁止之列，这是一个自由、法制、文明、和谐的社会及其教育吗？
当然，李斌同志还是许可学生“鼓劲与励志”的，但必须按照他的规定——“润物无声，顺其自然”。据说这才是“春风化雨”，属“正常的教育”。人类的教育本来就是对自然生命的一种干预，是使自然打上人类的烙印，即自然的人化。“顺其自然”不错，但如何“顺”呢？励志口号如何便“不顺”呢？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便是顺吗？
荀子在《劝学》中说：“木直中绳，揉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揉使之然也。”这便是教化的力量。“人不学不知道，玉不琢不成器”，使自然形态按人的意旨而有所改变，以适应生命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教育的使命。如果说“顺其自然”是指按青少年生命成长的节律与心理发展的规律办事，那么，跑操、口号励志是让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是自我肯定的精神激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这不就是“顺其自然”吗？
“润物无声”作为比喻，是指教育无处不在，而不是要造就一个无声的校园。“春风化雨”同样是一种比喻，是指教师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不是天天笑容可掬。如果说“顺其自然”是指一种教育艺术所达到的境界，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冲淡自然、不事雕饰，行乎其当行，止乎其当止。那么，这种艺术境界决非一般教师所能轻易达到，倘达不到便归于“不正常”的行列，那么称得上“正常”的教师也就不多了。
至于说，一所小酒店的员工，喊出“我行，我行，我一定行”的口号，这是她们的自我期许与自我激励，说明她们对社会制度的信任，表达她们对生活幸福的期盼。“中国梦”的实现依托于每一位中国社会公众个体梦想的实现。李斌同志感叹说：高大上的衡水中学居然像一小酒店，字里行间充满对小酒店的鄙视。嘲笑衡水中学居然混同于这种不上档次的小酒店，这种口气实在有点儿像《儒林外史》中胡屠夫教训他女婿范进的口吻——“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衡水中学的做派居然跟小酒店的员工一样，这实在是“坏了学校的规矩”。
四川成都武侯祠有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学校工作千头万绪，首要任务是以“立德树人”为指针，切实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疏导学生的心理困惑，回应学生的心理期盼。高中教育要根据青春期学生的心理特点，促进心理矛盾的积极转化，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高中教学改革既要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更要减轻学生的精神负担，改善学生的精神状态。
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心理学应用研究的主流逐步由积极心理学取代消极心理学。衡水中学的跑操与欢呼是积极心理学的创造性应用，是在学校教育中扫除习得性无助的沮丧与焦虑的有效手段。跑操喊口号让青春期高中学生争强好胜的自信心和表现欲得到充分表达，让自我期许的精神期盼得到回应和激励，让个人融进集体的氛围而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行之有效的心理疏导与心理教育，有益而无害。康德说：“我总以为，对自己的能力充满高贵的信任感是不无益处的。这种信心焕发了我们一切努力的活力，给予这些努力以更大的推动，它们对于达到真理是大有好处的。”
学习的过程是认知、情感、意志共同参与的过程，认知是艰辛的思维探索，学习是艰苦的脑力劳动，它需要情感的伴随和意志的支撑。教学的目标以知识和能力、过程与方法、态度情感价值观三个维度构成，教学活动中要特别关注发现的乐趣、创造的意趣和明确的价值导向。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这决不是放弃努力，逃避责任，追求消极的安逸。高中学习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家长并非愚不可及，送孩子来地狱，老师更不是走火入魔，缺心眼，非要跟学生过不去。冷峻的高考像一座大山，你如何才能翻越，你承认或不承认，考试就在那里，是让考试来迎合你，还是你走近它？“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杜绝一切忧郁，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校长与教师有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和担当。指责衡水中学为地狱的人当然是在天堂。天堂固然美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但只有学问境界高深莫测的批判家才有资格在那里。他们优哉游哉地观赏那如车轮般大的桃花，唱着素质教育的高调。老调子至今没有唱完，教条主义还没有休息。衡水中学及许许多多高中学校的校长、老师只能辛苦、劳累、操心、担责，还要迎来一干学者专家“洗脑”的指责，这真是不同人的不同宿命。
值得追问的是教师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地给学生“洗脑”呢？他们为什么付出那么多的心血，起劲地“片面追求升学率”呢？他们何必苦了学生更苦了自己呢？绩效的奖励是很有限的，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无法解释教师诲人不倦的那份辛勤与执著。由于缺乏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自命高贵高明的批评家对教师职业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实在很难理解。教师，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毛泽东同志的词《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这或许可作为广大校长和教师们精神境界的写照。
两军对垒。一边是教育部咨询委员、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一边是学生家长、邢台市文联工作人员胡子宏。杨东平在《中国青年报》撰文“假如我当衡水中学校长”，胡子宏则在自己博客中说，如果杨东平真到衡水中学当校长，我要扇他两个耳刮子。于是，杨东平再次在《中国青年报》作出回应：“衡水中学为何如此暴戾”，指责衡水中学以暴力威胁，要求衡水中学道歉，并感叹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胡子宏则在自己的博客中针锋相对予以驳斥，申说自己为何要扇杨东平的耳光。他责问杨东平：衡水中学网站既然能转载你的文章，为何就不能一视同仁地刊登我的文章呢？
二人的交锋，自诩秀才的专家似乎没有说出什么深刻的道理，不占上风。争执的场面颇像冯骥才小说《神鞭》中的傻二与名动京城的武术泰斗的那场交手。面对胡子宏辞锋犀利的嬉笑怒骂，杨东平先生显得应对乏力，词不达意，让人感叹于学术大师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同志曾手书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赠傅斯年：“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个中哲理很值得玩味。杨东平先生自诩秀才。秀才者，读书人也，语或可惊四座，行不能成一事，然汪洋恣肆，论辩滔滔，是秀才本色行当。我想，杨东平教授何以不精心构思，作一篇“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的讨胡檄文，痛快淋漓地驳倒胡子宏，即使不成千古绝唱，也为天下秀才出一口鸟气，何至于旁逸斜出地牵扯上衡水中学，要它道歉赔礼呢。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杨东平先生倘真是为了教育的理想这人类最为光辉的事业，为莘莘学子青春的辉煌与生命的美好而挨了耳光，这便带有殉道的色彩，可谓“舍身而求法”，不愧“民族的脊梁”。自告奋勇，辞别京城而去偏僻县城当校长，这份勇气和豪情不亚于晏阳初的博士下乡，立誓扫除天下文盲；无逊于陶行知的脱下皮鞋，穿上草鞋，矢志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耳光，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小说《药》。夏瑜开导狱卒红眼睛阿义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于是阿义给了夏瑜两记耳光。夏瑜的鲜血制成人血馒头，作为华老栓救治儿子小栓肺病的灵药，恰恰这些阿义、华老栓辈正是夏瑜启蒙拯救的对象。耳光、人血馒头有着多么撼人心扉的悲剧色彩。
然而，杨东平教授的挨耳光，怎么看都不具备悲剧色彩，倒像一场闹剧。因为杨先生端坐京城象牙塔，说说风凉话，发发宏论，至今没有屈尊到衡水中学走一趟，更遑论来当校长了。胡子宏的巴掌当然也挨不上东平先生。责任不担，安全无虞，做道德的圣者，代表时代的真理与良心，怎么看都叫俗人羡慕，怎么看都不像夏瑜。至于杨东平先生的宏论——“掐尖来的学生放到任何一所高中，都能进清华、北大”（见《中国教育报》），实在让人容易想到《药》中康大叔嚷嚷的“包好、包好，趁热吃下去，什么痨病都能吃好”。面对自作聪明、不切实际又喋喋不休的唠叨，家长感到厌烦乃至愤怒大概也是人之常情吧。想来胡子宏并非真的要揍杨教授，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但胡子宏供职市文联，大概不是一个争勇斗狠的角色。况且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历史上曾出过纸上谈兵的赵括，酿成了惨痛的悲剧。所以，对徒托空言的高调，他们可能有特别的警惕。“兵战，死地也”，然熟读兵书，自诩精通战阵的赵括将它视作儿戏。熟读教育理论书籍的杨东平教授，将涉及千万学生前途命运的高中教育同样视为儿戏。这方面，杨教授可以媲美赵教授，在太虚幻境的学术殿堂里，赵教授左捧兵书战策，杨教授右执理论典籍，可谓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杨东平先生大概认为，在中国当校长是不需要专业水平的，校长是谁都可以当当的角色，所以自负地认为可以“当衡水中学校长”。如何治校呢？杨先生有解放学生的八字真言，这便是允许学生上课时“喝水、发呆、抖腿、转笔”。其它且不论，这转笔一会儿掉台上，一会儿掉地上，教师怎么全神贯注讲课，学生如何聚精会神听课呢？这课上发呆的发呆，抖腿的抖腿，牵动桌椅，众响毕备，又如何上课呢？东平教授是专家，站着说话腰不疼，似乎只要扯上“素质教育”的大旗，亮出“解放学生”的招牌，便可将所有不同意见扫入“应试教育”垃圾堆，无往而不胜。至于学生高考情况会如何呢？杨教授信心满满地说：如果他的这套做法行不通，“那就说明迄今为止所有的教育规律、学习科学、管理理论都是荒诞不经的，原始的奴隶式管理是最高明的。”这种伟大的空话真让人吃惊。衡水中学的管理是否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原始的奴隶式管理”，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同时，杨教授又声称如果当校长，就将衡水中学的一些规定减少一半，这就非常矛盾，没听说林肯在南北战争以后将奴隶制保留一半。
教育改革如果真如杨教授设想的这样简单，为何教育部连年来下发二十多个减负的文件，积三十年之久都不能理想地奏效呢？学校管理、课程教学如果真这样容易的话，难道中国所有校长、教师都是傻瓜？教得轻松，学得安逸，考得理想，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我不怀疑杨教授愿望的良善，真心实意地希望杨东平先生屈尊到高中学校当几年校长，体验一下校长的甘苦，而不是止步于空发议论，作挽狂澜于既倒的臆想。奉劝杨先生冷静想想，衡水中学的家长与学生为什么不欢迎你？你真心诚意要拯救他们，他们偏不领情还要给你两个耳光，为什么呢？你与他们什么怨什么仇呀，是他们天生暴戾或者愚不可及吗？你的“当校长”是庄严的承诺还是轻佻的玩笑？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当校长吃苦、受累、承担责任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卢俊说：“伟大的人绝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决不会愚蠢到夸耀自己不拥有的天赋。”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担任着特定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素养要求和职业定位，各擅所长，各司其职。杨东平教授或于宏观及思辨的教育理论方面有研究、有造诣，但具体到一所高中学校的管理或学科教学恐非所长。杨教授当然可以对一所学校的成败得失作出评判，但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地要与天下的高中校长们一较长短，自认可以比现任的高中校长当得出色。不必动辄就扯上什么“教育规律”“学习科学”“管理理论”等等，似乎已经领略把握了教育的要言妙道，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局限的，人永远不能认识“物自体”，谁能自诩掌握了“规律”呢？只有上帝是全知的，只有精神病人是永远“不错”的。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任重而道远，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各种矛盾的冲突和多种利益的博弈，决不是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所能重造乾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作为家长的胡子宏正是从“人本身”、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从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中感觉和体察到某些貌似高蹈的理论的肤浅和幼稚，因而感到好笑。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胡子宏等的见识或许不能达到理论的高度，但倒也不至于悖情背理地陷于一种虚妄的自恋和无知的傲慢。“耳刮子”无非是戏谑之词，说明杨教授的理论不彻底，不能说服人。卢梭说：“做老师的人怎么不明白，要别人听他们所讲的话，他们就应设身处地为听话的人想一想，要打动别人的心，自己的行为就必须合乎人情。”杨东平先生居然天真地认为，他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可以一举改造中国的高中教育。
衡水中学诚然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然而愤激之词所包含的道德谴责，由于缺乏基于调查的事实支撑，缺乏基于理性的逻辑分析，显得苍白而没有说服力。这所学校果真那么“违背规律”并“缺失人性”吗？为何中央文明办表彰它为全国文明单位，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中央教科所等命名它为“先进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将它作为“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典型？又缘何这么多人趋之若鹜地追随，争相送孩子去衡水中学读书，其中不乏官员、学者、富豪等所谓的社会精英、有识之士，衡水的父老乡亲更是备加称赞，引以为自豪。他们对这所学校的了解和理解比你们肤浅吗？ 杨东平先生热心为家长学生代言，亟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浩浩荡荡声讨衡水中学。岂料导家长于正途，救学生于水火的万丈豪情，赢得的却是家长耳光的恭候。
卢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记取，他说：“你要做一个人，把你的心约束在你的条件所能许可的范围。你要研究和了解这个范围，不管这个范围多么窄，只要你不超过它，你就不会遇到痛苦；如果你想超过的话，你就必然会遭受许多不愉快的事情的，我们之所以有许多痛苦，正是由于我们毫无节制地追逐我们的欲念；当我们忘记了我们做人的环境，而臆造种种想象的环境，从想象的环境回到现实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很不幸福的。”
各路专家学者在对所谓“超级中学”进行批判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无疑是公共知识分子。塞亚•伯林认为，这类公共知识分子是与启蒙、对社会公共事物批判直接相关的群体。爱德华•萨依德说：“知识分子并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实事求是、求知求真、批判的态度来自独立的立场，以知识为基础，人道为依归。”中国当下的教育学 “公知”对各种教育现象提出批评和指责，以义正词严的姿态讨伐一所所学校，似乎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他们秉承自由主义的教育观，却缺宽容的作风，也缺“求知求真”的实证精神。他们义愤填膺地声讨某学校的不道德、非人性、泯灭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又不能清晰地界定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个性”。他们自认把握了教育的本质，人们却始终没有看到代表他们理念的教育实践，如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叶澜的新基础教育实验，更没有看到依照他们的教育理论办起来的学校，如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如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
他们张扬道德的旗帜，却将道德泛化为道德主义。马克思认为，发现社会的现实需要告别道德主义，“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感到有道义的事”，却不一定是促进历史进步或有利于历史进步的事。道德、情感虽然容易与未经反思的人们产生共鸣，很自然地获得他们的认同，但经常掩盖真正的现实。当下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考制度下，地处偏僻乡村的农民家庭的孩子，通过受教育而改变自身的处境，改善自身的命运，这些都是善良而本分的愿望。鼓励、指导并帮助他们朝着理想的目标奔跑，是教师分内的责任。教育的道德就是急学生之所急，教学生之所需；道德的教育就是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是满足他们生存、温饱、发展需要的教育，而不是仅仅表达为煽情的怜悯，怜悯学生负担过重，更不是含泪劝告他们不要志在北大清华。在泛道德色彩浓重的中国社会，超越社会真实心态的道德高调流行，这使得充满七情六欲的知识分子在官场学界谋求个体发展时，往往需要高张道德的旗帜，于是故作姿态的道德作秀比比皆是。
同样的高考分数，北京考生能轻松进一本，外省市考生进不了二本学校，如果想进一所比较理想的大学，他们除了更努力地拼搏还有什么其它选择呢？“公知”似乎很善意地奉劝这些农村的孩子不要这么累，这么吃苦，这么抓紧，可以松松劲，歇口气。但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况且，这种懒汉二流子作风，是时代应有的精神、青少年应有的风貌吗？有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吗？“公知”激愤地批判衡水中学，认为它是应试教育而非素质教育。然而，将教育简单地分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学生负担重便是应试教育，负担轻就是素质教育，这种形而上学的分类，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是否恰当，很值得怀疑。试问，考试制度设计是否完全与学生素质发展无关？倘若有关，那么学生努力学习，教师从严要求，提高文化素养，考出优秀成绩，有何过错？倘若无关，那么让学校师生来承担这制度性的过错合乎情理吗？再说，负担轻或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高中学生该不该努力而刻苦地学习，教师该不该认真而严格地执教？怎么就有违道德了呢？
道德与人性紧密关联，道德的基础是人性，人性的修养是道德。教育是道德的事业，又是人性的事业。但什么是教育的道德和人性呢？杜威认为：“一个道德的法则，也像一个物理学上的法则一样，它的正确性和恰当性是靠实行它以后来验证的。”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自身的关怀。”总之，教育的道德和人性必须表达为佐助学生的生命成长，为他们的终生幸福奠基，而不是迎合他们当下的欲望。课堂上不受纪律约束的自由，当然也会受到学生的欢迎，但主体的所有需要并非都天然合理，更不是至高无上的人性。教育价值的本然在于促进事物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体的生存发展完善，也使人类社会更加美好。西方后现代哲学高度肯定人的本能和非理性思维，以快乐主义为宗旨，这不仅在理念上陷于混乱，实践上也产生不良的后果，但却为许多中国的公知所赞同。教育的价值应该是外在的功利尺度的诉求与内在的真善美尺度的追求的统一，是个人利益与人类崇高理想的统一。人性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活。人性不是封闭的既定之物，而是开放的社会发展过程，学生通过教育与实践不断由欲望的境界、功利的境界提升到道德与审美的境界，其间必然会有各种成长的烦恼，伴随痛苦与欢乐。
公知们自认拥有真理，但人类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对于高中学生的放纵，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惯，是否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姑且不论，对于迫在眉睫的高考检测是有利还是有害，这是不言自明的。“公知”以他们自己对教育的理解作为一种标准去评判一所所学校的现状，通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歪曲并放大，达到一种妖魔化的效果，于是再以圣洁的高傲进行讨伐，指责它的不道德，要求世界当即变为他们所主张的世界。教育“公知”的共同特点，便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事物，用浪漫的想象代替智慧，让现实蒙上一层幻想和主观的色彩。他们诚然有理论，但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生活在处于现实世界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象来代替头脑和心脏，所以他们就不满实践，就必然借助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并且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虚幻的愿望披上圣洁的外衣。”教育“公知”正是以一种虚幻的想象和虚假的承诺误导社会。倘若真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去管理学校，那么学校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学生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又将收获什么样的结局？
“公知”们喜欢奢谈所谓“个性”，但他们只是考虑与众不同的。
每个人的唯一性和具体性，而不考虑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对人的激发、塑造、规制、引导作用，他们势必陷入基于偶然所是和价值应该的主观想象，失缺起码的现实性。在不发达的社会关系条件下，个性很可能不是个人内在的东西，而是社会“加给个人的偶然性”。“兵家儿郎早识刀枪”，这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性，而是社会不发达的产物，是他们偶然地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的结果。基础教育是养成教育，学校教育以班级授课制的集中教学为主要形式，教学的普遍要求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及教育，既关乎受教育者的自然禀赋，也受制于社会关系的发达程度及具体的教育情境，而不是主观臆想所能达成。对“个性”的尊重，不能异趣为高，更不能刻意地导向于反社会、反主流的叛逆和捣乱。不能将个性化教育理解为不需要统一纪律和统一的学习要求，不需要统一管理和基本的约束，以为自由散漫便是个性的舒展。
“教育就是生长”。尼采认为，生命的成长、壮大、获得优势、提升和高贵都不是道德或不道德的事，而是力量的增长问题。在尼采看来，提升、促进有利于生命的东西，就是好的。如果以自欺欺人的精神高洁来对抗现实的世界，心造一个应然的幻境，陶醉其间，于是赢得阿Q式的胜利，这是对学生的误导。那些动不动就声称揭示了本质，把握了规律的学者，他们踞傲地自认拥有正义和公理，却宣传一种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生观，并以此来剪裁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生命成长是一个辩证的否定过程，学生的生命成长只能寓于日常生活，寓于学校的各种活动。学校的教学活动、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包括各种竞赛与考试，都是教师和学生凭借对自己生命活动的自主支配，使自己的意志获得主体性和自由，由此创造着文化并提升生命的品质，同时使生命的发展有更多的可能性与选择性。
基础教育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基的教育。“人的发展”有三个维度。一是自然生命的维度——生命成长各个阶段的自然需要，包括营养、休息、娱乐、学习、交往等。这是生命存在的基本需求。二是社会生命的维度——切实有效地提高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创造能力，即联合国社科文组织所提出的现代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强调投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家庭或具体的个人而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同样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他的收益期望与社会发展同步，这种期望应该受到赞许和鼓励。民众对于优质教育的期盼正是教育发展的动力，也是个人发展的动力。
教育除了从人的自然需要与社会需要的角度去理解，更要从人自身的精神性角度去理解。教育要养成一种德性，教育的本质是要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但如何培养人的崇高精神呢？别尔嘉耶夫说：“对精神的认识、对精神自身的认识不可能客体化。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参与真理，是在真理中的生命。”学生的人性培养和人格培育，必须渗透在各科教学和各种活动之中，赫尔巴特说：一切教学都是教育。学生精神生命的成长基于教育过程中师生心灵的对话，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道德上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教育者应该想象自己站在道德的高度之上，但却意味着教育者应该有道德的体验。德性和德育决非抽空丰富的社会内涵、背离学生切实需求的苍白概念和僵死教条，崇高的道德境界生成于生活中的参与、过程中的体验和基于爱心的对真理严肃认真的追求。
教育是包含价值理想的事业。“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把‘自我世界’变成‘属人世界’的过程，也就是把‘自然界’变成‘价值界’的过程。教育正是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人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使得人的‘认识’具有真正的目的性和能动性。”人作为自然中的一员，他原本具有一切自然生命的属性，人的发展与提升便是不断克服自身先天固有的自然性，实现充分的人性。因此，苟且的生活不是教育应然的生活，怕苦畏难、不求进取不是教育应然的价值。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以为只要他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
2015年元月19日，受东方卫视的邀请，我参与由崔永元主持的《东方眼》节目，与张文茂校长、杨东平教授、李斌主任共话衡水中学现象。
我并不是衡水中学的代言人，与衡水中学历史上无纠葛，利益上无关联。我并不认为衡水中学所有做法都是对的，但认为衡水中学是了不起的。我不认为所有高中学校都应该学衡中模式，但认为衡水中学的经验在许多方面是值得借鉴的。我不赞成把衡水中学捧到天上去，也不赞成将衡水中学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我并不研究衡水中学，不像杨东平教授那样“长期关注和研究超级中学”。我只是好奇——经济欠发达、交通欠便捷地区的一所高中学校何以能够办得这样风生水起，甚至以压倒性的优势独领风骚。在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向大城市集中，向省会城市集中的形势下，衡水中学何以能够逆袭成功？
任何结果都关联着原因，所有偶然都包含必然。我检索资料，并三次到衡水中学考察。我认为衡水中学的成功在于 “以人为本”，以个人前途、家庭期盼和民族命运三位一体的思想教育唤起青春少年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使他们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内驱力。学校的教育与管理紧紧扣住三点：1.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将思想教育和精神激励生活化和体验化，使之成为学校追求卓越、努力拼搏的永恒动力。2.科学管理的一丝不苟与人文关怀的丝丝入扣相结合，使教师的爱心、职业尊严与学生的责任与理想追求交织成生命成长的传奇。3.教学训练的切实有效，社团及班级活动的丰富多样，使乐观精神、成功体验、阳刚气质融进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和生命发展之中，使之成为学校生活的主旋律，成为广大师生的文化自觉和生命自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认为求证一些碎片化事实的真伪，本身没有太多的价值。论辩双方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攻之曰有，辩之曰无，永远纠缠不清。一所高中学校每年在校生有10000多人，15年来毕业了50000多人，其中有一位学生穿着羽绒服睡觉，以此说明学生没有时间脱衣服睡觉，再由此推论出这所学校是高考集中营。由特例和孤证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这是否妥当呢。指责衡水中学为“高考集中营”，立论有失公允，为人显见刻薄。
李斌同志无疑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资深记者，教育评论专家，但李斌同志的论证缺乏逻辑力量，不能让我信服。我相信李斌同志没有造谣，但却完全可能偏听偏信。因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失真，人的认识会有局限，根据有限的见闻，并不能得出一个确凿不移的结论。教育记者要做负责任的历史记录者，根据一些碎片化的事实，作轻率结论，这是不恰当的。教育评论要遵循真实性的原则，立论要稳妥，论据要真实和充分，论据和论点之间要有逻辑联系，批评性的评论更不能率性随意。白纸黑字，务必慎之又慎。
对衡水中学最集中的指责是：这所学校制度严密，管理严苛，学生学习负担重，生活节奏快，非常辛苦和劳累。我认为高中教育要分清，哪些严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哪些严是没有必要的，哪些可以有弹性一点儿，做到刚柔并济，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批评者大多基于对学生的同情，但忽略了衡水中学对学生生理和心理基本需求的确保：睡眠的时间和质量，饭菜的营养和可口，人际交往、社团活动和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时间的充分和形式的多样。为确保，所以不免精细化。精细化管理怎么就非人性呢？一是校园安全，二是学习高效，三是确保休息与睡眠的质量。它合于生物钟的规律，保持思维的积极状态，从知行合一和教学做合一的角度，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品质与学习习惯，这正是教育的人性化，有利而无弊。
杨教授指责衡水中学宣传“有害的成功学”，却说不清哪里“有害”、有何危害。成功本身并没有过错，成功也不是不值得追求。成功是目标和过程的一致，是生活方式和生命境界的一致。在西方哲学的语境里，罗伯特•所罗门对成功和生活的关系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如果把“成功”简单地理解为金钱、社会地位和值得尊重，那么追求成功的生活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造成了生活和目标的背离。但他同时又认为这并不意味成功不值得拥有，或者成功是错误的。由于不满于用成功来定义好的生活，西方犬儒主义的哲学家便主张一种得过且过的、简陋贫穷的生活。他们中最著名的是第欧根尼，躺在一个澡盆里，除了一盏灯笼外一无所有。当亚历山大大帝来到他所居住的城市时，慕名来见这位哲学家，见面时亚历山大问第欧根尼：“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第欧根尼转身对这位已经统治了已知世界大部分土地的统治者说：“让开，你挡住我的阳光。”这种犬儒主义哲学主张和相应的生活情趣是否值得在中小学教育中提倡，并 以此抗议现实生活中的“成功”？
我们到底要用一种什么精神来教育青少年，我们的民族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文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全社会正在滋长一种奢华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风。消解崇高，逃避责任，调侃英雄，嘲弄神圣成一时风尚。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种奋力拼搏、勇猛精进的精神如果日渐萎缩，那是时代和民族的不幸。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囫囵吞枣的部分中国学者，以情感和物欲的放纵定义人文精神，将人的幸福等同于动物的快感，将人性解释为一种苟且偷生的动物性本能，造成价值的迷离。一个民族失却忧患意识、没有意志力量是很危险的，如果它的未来一代怕苦、畏难，无进取精神、无竞争勇气这是令人十分担心的。因此，决不能将学校喻为地狱和集中营，夸大高中学生的苦难，主张一种放任自流和百无聊赖的精神生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许阎肃先生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阎肃先生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
中华民族曾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远古神话，有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也有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有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八年抗战，也有人工天河的“红旗渠”。以勤劳勇敢著称的中华民族有振兴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勇气。世事变迁，当下的高中学生相比较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到底是事实上的苦难深重，还是夸大其词的过分渲染？学生在学校是否可以接受一些苦和累，学生成长过程中经受一些磨炼是否必要？卢梭说：“人们只想到怎样保护他们的孩子，这是不够的，应该教他们成人后怎样保护他自己，教他经受得住命运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困放在眼里，教他在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或者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也能够生活。”晚清的张之洞痛恨“陋、拙、缓、暇、废”等国民惰性，大声疾呼国人“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积奋成强”，对此，我们有何感受？
衡水中学是否学生负担过重，学生是否生活太单调，以致只有应试训练，管理是否太严酷而至不近人情等等，这都要让事实说话，让学生和家长说话。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痛苦与否用学生的精神状态来衡量。对学生生存发展是否有利，近距离可用高考情况来衡量，远距离可用他们进入高等学校，乃至今后的生活状况来衡量。衡中三年的生活经历是让他们的人生之途有了更好的选择，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相反。最有发言权的是学生和家长，而不是置身事外、想当然的专家学者。要用不同样本和统计数据来分析，实事求是，而不是各执一端的举例论证。结论要经得起推敲、证伪和反驳，从而明是非，知得失，有利借鉴、改进与提高，而不是文过饰非或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
教学和考试的有效到底是得益于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这是衡水中学与一些教育“公知”的最大分歧之处。口口声声反对应试教育的“公知”恰恰最迷信应试训练，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长时间、高难度、大运动量的题海战术，便能卓有成效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殊不知，人不是机器和容器，纯粹为应试而进行的单调、机械的强化训练和灌输，超越了人的生理限度，必然激起人的厌恶反抗之情，因此必然不能持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没有学习者思维的积极主动参与，认知建构就不能顺利有效进行，知识学习就不能达到相应效果。没完没了的恫吓、威胁，高压政策、心灵鸡汤之类，只能收效于一时，学生很难将无望而无趣的三年学习生涯挨到头。衡水中学的学生个个精神饱满、人人意气风发，这是不争的事实。培育学生乐观的进取精神，扫除颓唐的萎靡精神，这便是衡水中学思想教育与精神激励的成功之处。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益，关注教师的言传身教与师生的人格互塑，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的意志力量，改善他们的思维品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等，这哪一样不是素质教育呢？
杨东平教授指责衡水中学让学生“万念归一”。“万念归一”有什么不好呢？荀子曰：“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而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说学习专心致志之重要。学习要专心，睡觉要安心，锻炼要尽心，做事一心一意，为人本本分分，这错在哪里呢？庐山白鹿洞对联：“二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白鹿中得几分。三贤论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说的便是天人合一、情境合一与知行合一。衡水中学的学生“万念归一”于练习和考试吗?显然不是。这个学校有众多学生社团，有诸多节日活动，有经常性的文娱体育和社会活动，每年都有数十位著名学者进校园和学生对话，学校有广泛的海内外联系，有100多门校本课程，有多种多样的主题活动和评选活动。这儿的学生同象牙塔里的专家谁更像书呆子，倒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扬州高旻寺有副对联：“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看你何处安身。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还汝本来面目。”可以送给中国当下的教育“公知”。
想当年，易卜生的戏剧《傀儡家庭》在上海公演，女主角娜拉为维护自身尊严，愤然离家出走，赢得一片赞叹，视为女性人格独立之楷模。鲁迅先生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他认为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堕落，一条回来。因为人有个最大的缺点是要吃饭的。以一种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态度从事学习与考试，将收获什么样的高考成绩，这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名落孙山，当然也可回家种地，也可去城里打工，也可下煤矿挖煤。教育“公知”教导我们说：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但是否“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对此，教育“公知”是不会过问的。他们并不是真的操心孩子们的命运，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道德的姿态，需要一个讨伐“应试教育”的借口，他们需要社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和理论的正确。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对衡水中学的批判，折射的是全社会对教育现状的不满和期盼，但将种种不满都加诸一所所具体的学校，让它们承担所有过失，这是不公平的。以假想的真实和情绪化的评论引导民意，因果倒置，迁怒于一所所学校，这更无助于教育的改革，也无益于社会的和谐。整垮一所所“超级中学”，并不能赢得素质教育的艳阳高照，并不能满足全社会对教育的热切期盼。真实的衡水中学到底是什么，理性地评述衡水中学的成败得失，辩证并历史地探讨高中教育改革的路径和方式，或许这才是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期望专家学者对学校教育多一点儿温情的理解，倘管而稍严便谓之“集中营”，练而稍多便谓之“魔鬼化”，精神激励谓之“洗脑”，学生跑步也须噤声。学校如何管理，教师如何教书呢？以教育之应然标准去衡量一所所具体的学校，当下大概少有学校能够做到。教育理想的实现是一个螺旋式提升的过程，求全责备或操之过急无助于教育理想的践行。
教育不能没有理想，但理想须基于现实，才能引导现实。人总是同时生活在现实和理想双重维度之中。理想有两种，一种是现实关切之理想，一己前程之追求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一种是终极关怀之理想，人自成目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但如果要求所有人只接受一种超越性终极理想，则难免会带来社会的灾难，或使人性失于虚伪。教育的发展受制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无可避免时，教育很难独善其身。基础教育改革成果之丰硕不容否认，深化改革攻坚之难更须正视。批判，更要落实于建构。路在脚下，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民间智慧。教育永远是拥有正当性和充满希望的事业，任何时代都会有少数精英超越时代的限制，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的发展，如蔡元培和他的北京大学，陶行知和他的晓庄师范，朱永新和他的新教育实验。
衡水中学作为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高中学校，理应面对时代的呼唤，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衡水中学亟需正视自身的不足，辩证地分析并冷静地反思，虚心听取各种批评意见——无论善意的批判、恶意的指责或失于偏执的误解。“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长善救失、扬长避短，在否定之否定中走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前列，走向更高更新的境界。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